中国工业报记者 左宗鑫 “脑电自1924年发明，到今年已经101年了。前一百年完成了癫痫、睡眠、脑机接口，下个百年脑机接口也要为智能化作出贡献，因为所有的智能化都得跟人打交道，不可能完全无人。”9月17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高小榕在由中国工业报社、中工智库举办的“锚定向‘新’·‘智’造未来——问道‘十五五’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以《无创宽带脑机接口关键技术》为题对脑机接口近年来的发展进行了分享。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高小榕 高小榕认为，“智能”可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是以图灵测试为目的，让人分不清机器和人，但这时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人不知道相关信息是真还是假的。“就如你到银行取钱，给你的钱完全不知道真的假的时候，经济系统便会出现混乱。所以，我提出了‘逆图灵测试’，即让机器知道主人，能够分辨信息是人发出的，还是机器发出的。这样的话，信息就知道主人，也是脑机接口要干的事。” “脑机接口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联系，大概有三个步骤，即接口（Interface）、交互（Interactive）、智能（Intelligence）。”高小榕表示，脑机接口发展路径正逐步由接口向交互演进，处于从单向传输迈向双向交互的过渡阶段。该领域的呈现形式丰富多样，其中，在智能技术范畴内，涵盖有创与无创两类方式，而当前的核心研究方向聚焦于无植入、无创伤等方向。 此外，脑机接口的性能指标中，速度是一项关键参数，其速度跟通讯领域完全一致。“目前，无创式脑机接口的实际传输速率仅为每秒6个比特，这一数值与通讯行业的速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大概每秒钟仅能支持完成0.8次脑功能操作，也是敲击一个字符的速率。”高小榕表示。 高小榕介绍，从技术发展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多个阶段：最初采用固定式脑电采集装置，随后演变为移动式设备，进而发展为可穿戴形态；未来的趋势是从可穿戴向舒适穿戴过渡，最终有望实现隐形穿戴。“当前，佩戴于头部的设备仍存在舒适度欠佳的问题，要达成如眼镜般轻便自然的隐形穿戴效果，仍需进一步突破。而‘宽带脑机接口’，就是要用无创的办法实现跟扎到脑子里宽带效果一样的技术。”

中国工业报记者  王棕宝 在全球制造业版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9月17日，在“锚定向‘新’·‘智’造未来——问道‘十五五’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宏观研究项目主任刘典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产业创新的实践与趋势》的演讲，指出中国正从“+AI”向“AI+”转型，这一转变将重塑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宏观研究项目主任刘典 中国制造业崛起与AI赋能 刘典介绍，2020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比例约为30%，如今已攀升至34%-35%，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更令人瞩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工业组织《工业化的未来》所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第一个达到占全球工业总产值45%的国家。按历史演绎，此后一百年，全球工业价值链将系统性重构。 刘典认为，数字增长背后，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为关键推动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形成了区别于欧美的发展路径：美国加速拥抱AGI（通用人工智能），专注于第三产业应用；而中国则更加注重第二产业，推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工程创新提升有限算力下的应用效能。 刘典指出，中国AI发展的战略导向具有鲜明特色，就是更加重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我国丰富的工业场景资源、数据资源以及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AI技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土壤。刘典认为，工业领域的平台建设成为AI+产业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需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融通与场景结合；另一方面，要推动智能化转型向AI原生演进，打造一批智能原生的工业平台。这不仅是简单技术嵌入和系统集成，更是生态重构的过程，最终形成以AI和数据驱动的新增长模式。 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涌现出一批营收达数亿元的小型工业平台，这些平台辐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小型生产企业。刘典以上海海智在线为例介绍AI赋能产业发展的鲜活场景。海智在线建立了两大数据库：一是全球20-30万家有生产需求的尖端企业，二是链接80万家中国小型工厂。平台通过算法洞察不同行业间的工业需求一致性，实现了精准匹配。一个生动案例是江西一家原先生生产保温杯的小工厂，凭借老师傅的独门绝技和优异技术指标，通过平台对接了军工企业，最终参与航天产品生产。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则是通过海智在线同时服务于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的科技型企业，提高了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力，直接成为了全球产业生态中的一个节点。刘典说，这些小案例展示了从数据到算法的价值创造过程，体现了AI驱动下产业生态的重构。 “AI+”引领中国制造新未来 围绕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刘典总结了三大趋势：一是新的生态融合机理。AI与工业的融合有时会打破传统工业规律，产生产业跃迁效应，类似国资委提出的“第二曲线”增长，这将成为未来重要的突破方向；二是智能预测重构生产模式。基于AI的智能预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生产领域的应用，将从“消费定义生产”的角度带来重大变革；三是人才结构重构。AI与产业融合催生了对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人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复合型人才成为抢手资源。 刘典认为，中国制造业正处在从“+AI”向“AI+”转型的关键节点。前者是将AI技术应用于现有产业流程，后者则是以AI为核心重构产业生态和价值链。这一转变将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地位。随着国务院“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深入推进，AI与产业的融合将更加深入。中国独特的产业基础、市场规模和数据资源，为AI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特别是在工业领域，AI驱动的智能化转型不仅将提升生产效率，更将重构产业生态，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增长点。 刘典表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大洗牌”，席卷全球的生产力革命正在中国积蓄势能，一场不见硝烟的大国科技与产业竞赛正在上演。中国制造业的AI赋能之路刚刚起步，但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从全球产业格局看，中国有望通过AI+工业的独特路径，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为全球产业创新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工业报记者  曹雅丽 9月18日，华为全联接大会2025在上海启幕，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发表题为“以开创的超节点互联技术，引领AI基础设施新范式”的主题演讲，正式发布全球最强算力超节点和集群。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发表主题演讲 徐直军指出：“算力过去是，未来也将继续是人工智能的关键，更是中国人工智能的关键。”他再次强调：“基于中国可获得的芯片制造工艺，华为努力打造‘超节点+集群’算力解决方案，来满足持续增长的算力需求。” 徐直军认为，超节点在物理上由多台机器组成，但逻辑上以一台机器学习、思考、推理。华为发布了最新超节点产品Atlas 950 Super PoD和Atlas 960 Super PoD超节点，分别支持8192及15488张昇腾卡，在卡规模、总算力、内存容量、互联带宽等关键指标上全面领先，在未来多年都将是全球最强算力的超节点。基于超节点，华为同时发布了全球最强超节点集群，分别是Atlas 950 Super Cluster和Atlas 960 Super Cluster，算力规模分别超过50万卡和达到百万卡，是当之无愧的全世界最强算力集群。 徐直军表示，基于全球最强算力的超节点和集群，华为对于为人工智能的长期快速发展提供可持续且充裕算力，充满信心。 同时，华为率先把超节点技术引入通用计算领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计算超节点TaiShan 950 Super PoD，结合Gauss DB分布式数据库，能够彻底取代各种应用场景的大型机和小型机以及Exadata数据库一体机，将成为各类大型机、小型机的终结者。 华为基于三十多年构筑的联接技术能力，通过系统性创新，突破了大规模超节点的互联技术巨大挑战，开创了面向超节点的互联协议灵衢（UnifiedBus）。徐直军宣布华为将开放灵衢2.0技术规范，欢迎产业界伙伴基于灵衢研发相关产品和部件，共建灵衢开放生态。 徐直军强调：“华为将以基于灵衢的超节点和集群持续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工业报记者 吴晨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2025—2026年稳增长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为未来两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清晰路径。《行动方案》不仅提出了“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7%”的预期目标，更直面行业“内卷”竞争、底层技术短板等深层问题，系统部署了从技术创新、生态构建到市场开拓的全链条举措。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行动方案》特别强调“强化与投资、金融政策联动”。这一信号表明，新一轮稳增长行动将不再是单一的产业政策，而是与金融财政政策协同发力的“组合拳”，旨在为集成电路、先进计算、光伏革新等重大项目和前沿技术攻关引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为产业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新政将如何破解“内卷”困局？又将如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科技创新？ 依法治理光伏“内卷” 引导产能有序布局 关于光伏、锂电池等新能源产业，《行动方案》特别指出要“依法治理光伏等产品低价竞争”，破除“内卷式”竞争。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指出，反内卷政策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而言极为重要，破除低价竞争不仅是改善企业利润空间的重要举措，还是实现供需良性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避免各地同质化投资与重复建设的重要抓手。 知名商业顾问、企业战略专家霍虹屹告诉中国工业报，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曾经依赖于规模驱动和价格竞争，但长期低价会压缩研发投入空间，损害行业可持续性。因此，“依法治理”更多是针对恶性价格战的纠偏，而不是要全面管控市场价格。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把“底线”划清，比如产品质量、能效标准、绿色认证等，把门槛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和品质竞争。与此同时，政策不能替代市场，而是要用制度托起合理的市场秩序，让真正有技术、有创新的企业脱颖而出。这样既避免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也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议价权创造条件。换句话说，是把竞争重心从“拼价格”引导到“拼价值”。 “这预示着未来可能加强价格监管和市场准入规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青年研究员石少卿告诉中国工业报，方案已要求引导地方有序布局光伏、锂电池产业，梳理产能情况，避免盲目扩张导致的恶性竞争。 石少卿表示，相关部门应平衡“依法治理”与“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确保行业既能高质量发展又不扼杀创新活力，这需注意把握三方面：一是依法治理应聚焦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如打击低于成本的倾销行为，而非直接干预定价；二是通过标准体系（如能耗、技术指标）引导产业升级，而非行政指令限制发展；三是强化政策协同，如结合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优化，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优胜劣汰。 张林认为，反内卷政策重要，并不意味着反内卷政策将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展开，“依法治理”本身表明反内卷政策虽然全面深入，但依然会以合理有序的方式展开。 从合理的角度而言，以低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的产销活动本身就需要价格监管。从微观视角来看，当一个企业的利润率非常稀薄时，往往要通过扩大生产和销量来实现薄利多销，实际上这会进一步放大供需失衡的矛盾，所以更严格的价格监管是合理的。 从有序的角度而言，为了平衡依法治理和市场主导，市场准入的标准或主要通过行业协会和行业自律来实现，通过行业竞争规律形成产品技术标准与质量层面的共识，倒逼落后产能逐步退出市场。 “除了价格监管和市场准入之外，还需要鼓励企业间的资产重组与兼并，进一步优化存量产能的供给方式和供给结构。”张林表示，这些措施是在依法治理的框架下推动实现市场出清，不仅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导向，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强化金融政策联动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与投资、金融、安全等政策联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在金融层面，应如何引导金融机构为集成电路、先进计算、光伏技术改造等关键领域的重大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金融的作用不仅是输血，更是赋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特点是研发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因此常规的短期贷款并不适用。”霍虹屹表示，可以预见，未来会有两方面的探索：一是建立面向关键技术攻关的专属信贷与基金工具，例如政策性银行提供长期贷款，产业基金设立专项池，优先投向高端芯片、新型显示、先进光伏等领域；二是推动绿色金融与产业转型结合，把能效高、碳排低的项目纳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支持范围。这样既能缓解企业在初期的资金压力，又能通过金融手段加速全行业的绿色转型。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身发展规划与政策性金融产品对接，把融资能力转化为长期竞争力。 石少卿表示，《行动方案》旨在通过金融手段为电子信息制造业关键领域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结合七部门此前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金融支持措施应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银行加大对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可能配套专项信贷额度或贴息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鼓励产业基金聚焦重大项目，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光伏技术改造等绿色转型项目，推动产能优化和技术升级；三是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债券、碳中和贷款等，支持产业低碳化发展，此前政策已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提升绿色金融服务“含绿量”，助力高碳产业绿色转型。 在张林看来，金融支持关键领域科技创新与重大项目落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同的金融部门与金融工具具有异质性，比如传统信贷要考虑到负债端的安全性（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储蓄），所以需要满足巴塞尔协会关于银行机构的监管要求，这就带来信贷资金对于前沿领域特别是新兴科技领域的支持存在灵活性上的不足。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债市科技板的作用，打通股、债、贷之间的金融工具连通，支持债券工具条款更加灵活，持续撬动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为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今年1至8月科创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年内科创债发行额有望达到约２万亿；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从天使投资到公司上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融资方和投资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推动资本和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 张林强调，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央行先后创设了科技创新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等政策工具支持金融体系对特定领域加大支持力度，也已经将支持产业绿色转型纳入其中。后续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会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在重点领域推动智能化、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 此外，石少卿进一步指出，政策联动还应体现在风险分担机制上，可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保险机构合作等方式，降低金融机构对前沿技术项目的风险顾虑。整体来看，金融支持将兼顾“定向滴灌”与市场化原则，既避免过度干预，又确保资金精准流向关键领域，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容错机制 形成可持续生态系统 《行动方案》支持“全固态电池”、“三维异构集成芯片”等前沿技术的基础研究。这些领域虽然前景广阔，但存在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 霍虹屹表示，前沿技术的探索本质上是“九死一生”，但一旦成功将重塑产业格局。政府的责任，不是替科研人员选择哪条技术路线，而是要提供一种“容错土壤”。这包括建立失败容忍的科研资助机制，对真正面向未来的探索项目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即使短期内没有成果，也能维持研究团队的持续投入。同时，可以通过多元化基金和分阶段评估来分散风险——早期鼓励多路线并行，中期基于阶段性成果筛选重点，后期形成应用转化支持。 石少卿同样建议，参考各地实践，政府可从三方面构建容错机制：一是区分因探索失败与违规操作，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免责，降低科研人员的顾虑；二是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未达预期但合规的研发项目提供部分资金补偿，分担企业风险；三是建立动态评估体系，通过阶段性技术指标（如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芯片良率）监测进展，及时调整资源投入，避免路线锁定风险。 “防范技术路线风险需兼顾前瞻性与灵活性”。石少卿指出，一方面，依托专家智库对多技术路线并行评估，避免单一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入竞争性研发，促进技术迭代。此外，可借鉴北京未来产业政策，建立“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支持，对阶段性成果给予奖励，形成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创新生态。最终目标是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推动高风险技术突破。 在防范风险方面，霍虹屹则认为关键是要引入透明的评估标准和国际化的同行评审，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单一方向。对于企业和科研机构而言，敢于投入高风险创新，意味着要有长期主义的心态，也需要一个能够分担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未来技术赛道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行动方案》还强调要打造“以跨平台计算框架为核心的计算生态”并提升“产业生态主导地位”。对此，霍虹屹指出，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脱颖而出，核心在于建立一个既开放又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开放意味着标准的透明和接口的共享，能吸引更多上下游加入；自主则是要把关键环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软硬件协同的突破，离不开联合创新机制，政府应牵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建设协同攻关平台，围绕操作系统、芯片架构、人工智能算力等关键领域展开长期合作。 同时，通过开源框架推动不同厂商之间的兼容性，建立标准化的测试认证体系，确保应用和硬件能够跨平台运行。这种模式既能降低创新的边际成本，也能在生态开放的同时，保证产业链的自主性与安全性。 “真正的竞争力，不仅在技术本身，更在于能否形成一个充满活力、可持续迭代的生态系统。”霍虹屹说。

“2000平方米的展区内，政务、教育、医疗、司法、交通等模拟场景错落分布，重点突出‘示范引领、沉浸体验、交易促进’三大特点，以‘场景还原+动态演示’的创新展陈方式，生动呈现全套方案。观众仿佛置身未来城市，沉浸式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科技盛宴。”9月10日，202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亮点之一，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的“北京方案展”精彩亮相，围绕“促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主线，向全球推广可复制、标准化的北京数字服务优秀解决方案。 北京方案，构建“1+1+N”城市级服务体系 北京方案是在数字北京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形成的“1+1+N”一整套城市级服务体系，包括算力底座、云平台等13个具有代表性数字服务方案。整套方案具备向国内外推广的条件。 筑牢数字底座，“1+1”夯实城市数智化根基。1个数智化算力底座具备国产芯片适配、算力智能调度、以及训练推理加速三大功能，深度赋能政务、工业、医疗等领域。1个政务云平台，实现政务数据的互通共享，助力政府整合各业务平台系统，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丰富数字内涵，“三京”+激活城市数字化效能。从作为智慧城市统一服务入口的“三京”应用体系（京办、京通、京智）到各个业务领域服务的协同解决方案，解决智慧政务、城市治理、惠民服务“三大场景”的实际需求。 “京办”作为政务办公门户，聚焦政府场景，为省市政府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安全、智能、高效政务协同平台，支撑重大政务场景；“京通”作为全市城市服务的总入口，依托“七通一平”共性基础设施，充分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预约挂号、医保支付等36项便民服务，大幅提升办事效率；“京智”作为全市统一决策服务平台，整合全市数据资源，为城市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精准数据分析与智能支撑，与“京办”对接打通，提供“决策+办公”一体化终端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此外，北京12345市民热线服务平台，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接、派、办、评、报”全流程，驱动12345热线服务迈向精细化、智慧化。行政复议垂直大模型是基于北京市行政复议实际办案场景培育形成的全国首创，具备案件要素提取、事实与理由摘要、立案规则审查等全流程大模型办案能力，经其辅助的办案环节效率提升超100%。车路云一体化云控平台，汇聚车辆、路侧、政务等多源数据，实现闭环监管自动驾驶汽车，北京经开区60平方公里内67条路“绿波”通行，同时可动态精准管理特种车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构建四级联动体系，提供综合巡查、执法办案、指挥调度等13项业务功能，非现场检查占比74%；北斗燃气泄漏检测方案，综合应用北斗系统、中红外激光检测技术，实现天地协同精准发现潜在风险区域，精度达PPB级，为城市生命线安全保驾护航。基础教育信创计算机科技教室涵盖龙芯3A6000处理器、统信UOS教育版操作系统、WPS信创办公软件等核心国产技术，实现从芯片到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为边疆学子打造安全、高效的数字学习环境；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打通300家医疗机构数据壁垒，构建“三医”健康生态，通过电子黄牛识别算法模型，护航3000万+就诊人公平就医；“ULive超现场”数字视听解决方案则通过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8K+5G+22.2超高清三维声技术体系，打破线下演出时空限制，让更多观众享受沉浸式观演体验。 服务全球，打造数字服务出海“桥头堡” 扬帆出海，一起大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北京方案展的精彩亮相并非终点。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作为全国首个一站式服务数字生态出海的创新平台，以2万平方米出海创新驱动中心为核心，推动建设40万平方米总部集群，通过打造出海领域信息交互枢纽，架起国内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与海外企业“引进来”的双向融通桥梁。出海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闭幕后，本次方案展成果将转移至出海基地展厅进行常态化展示与国际化推广，持续赋能优秀数字企业高效拓展海外市场，输出“北京方案”创新模式。 北京方案展既是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全球数字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更多优质数字服务方案，以“北京方案”赋能中国、服务全球，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北京智慧”与“北京力量”。 “北京方案展”首日接待政府机构、大中型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机构，吸引近千人观摩，社会反响热烈，各方共同推动服务贸易领域交流与合作。（曹雅丽）

中国工业报记者 马艳 9月4日，记者从2025第三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AIAgent全球专项赛组委会获悉，在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四次提及智能体”仅三天后，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AIAgent全球专项赛参赛项目数量已突破1000个，成为全球较大规模AIAgent赛事。当1000+智能体项目遇上国家战略的精准导航，催化出“技术突破×场景落地×政策赋能”的乘数效应。 AIAgent全球专项赛从8月16日正式启动报名至今，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1000+智能体项目参赛，呈现出热门与“冷门”领域兼具、技术落地全链条创新、应用场景细分、参赛主体结构多元、产学研落地性强等显著特点。 AIAgent全球专项赛参赛项目类型从基座大模型到垂直应用，从虚拟内容创作到物理世界连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既有出海营销、内容创作等领域，也有养鸡、海洋勘探、仿生电子鼻等新奇方向，更有体现人文关怀的普惠型项目如儿童教育、养老服务和针对自闭症、残疾人群体的特殊关爱项目。 其中至少37个项目拥有自研大模型/专家模型底座，50%以上的项目是首次面向市场进行公开发布，涉及医疗、公安、工业制造、金融、文创等50多个行业，能够针对性解决传统行业中效率、资源配置、创新与转型、质量与安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AIAgent全球专项赛有32%参赛项目来自全球知名高校科学家团队，30%参赛项目来自具有良好的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背景的年轻AI开发者。 《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提升至90%。这一目标意味着未来三年内，AIAgent将如同当年的移动互联网一样，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而AIAgent全球专项赛赛事中涌现的工业制造、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智能体新兴应用案例，正是这一普及进程的先行者。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各地政府正将AIAgent作为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的新抓手。这种政策导向为赛事优秀项目提供了广阔的落地空间和资源支持，形成“技术突破-场景落地-政策支持”的良性循环。

中国工业报 耿鹏飞 左宗鑫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无人作战集群、水下装备方阵、网电对抗力量等新型作战力量群震撼亮相，成为彰显国家国防科技实力的“新质名片”。而支撑这些“无人装备”精准协同、实时响应的，正是一张看不见的“天网”——我国自主构建的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 从地面5G基站到空中无人机中继，再到太空低轨卫星，这张网络正以“天地一体、无缝覆盖”的能力，重塑未来通信格局，成为我国新型智造领域的核心“新质力量”。 从战场到苍穹，空天地一体化的中国步伐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通信技术作为信息传递的关键手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战场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连接各作战单位、保障指挥系统顺畅运行的神经中枢。 从最初的烽火传讯、信鸽传书，到后来逐渐引入的无线电通信，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为抗战胜利增添了一份力量。如今，80年过去，通信技术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地面通信到空天地一体化通信，人类的通信方式正迈向一个全新时代。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技术作为当前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它融合了卫星通信、航空通信和地面通信等多种手段，旨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无缝通信覆盖，解决传统地面网络在偏远陆地、海洋、灾害区域场景下“覆盖盲区”的痛点，同时，为6G时代的海量连接、实时交互奠定基础。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早已延续二十余年。 回溯至2000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首次提出“建设天地一体化网络系统”的愿景，将天基信息网络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战略核心方向。彼时，全球卫星通信仍以高轨卫星为主，延迟高、带宽有限，难以满足复杂场景需求。但我国科研团队已预判：低地球轨道（LEO）卫星将成为未来空天地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因其距离地球仅数百公里，信号往返延迟仅20~50毫秒，远低于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600毫秒，可支撑无人机蜂群、无人艇等“高动态目标”的实时操控，这也为日后国防与民用领域的技术突破埋下伏笔。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长征五B火箭的尾焰照亮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已从“愿景规划”迈入“密集组网”的关键阶段。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丁进军向中国工业报表示，当前，我国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技术处于快速发展并向深度融合迈进的新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是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市场需求广阔，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技术在应急管理、海洋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消费级市场有望迎来爆发，手机直连卫星通话，让卫星通信进入大众市场。 二是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国家队”与民营企业的高效分工与协作：“国家队”如中国星网（GW星座）、运营商等主导大型星座建设和基础网络运营。空天地一体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空间巨大。 三是与6G技术融合方面，空天地一体化是6G的核心基础技术之一，6G将涉及通信和航天两大产业，以空天信息产业为牵引，必将持续推动航天、通讯两大产业科技能力的大幅提升。 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更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8月27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卫星通信用户超千万”的目标，同时推动手机直连卫星、低轨卫星互联网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 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核心优势逐步凸显 “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我国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正处于技术积累向规模应用转变的关键阶段。”据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校长、郑州大学学术副校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邓中亮向中国工业报介绍，我国已规划两大低轨卫星星座：1.3万颗卫星组成的GW星座与1.5万颗卫星组成的千帆星座，首阶段129颗GW星座卫星将于2026年内完成组网，未来将实现“全球全方位、多层次、全天候”的连续通信覆盖。 “我国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技术的发展，已从‘跟跑’向‘并跑’跨越，在手机直连卫星、天地协同等领域甚至实现‘领跑’。”北京联通算网设施中心卫星BU单元经理石玉龙的评价，道出了当前行业的整体态势。从卫星通信速率到天地协同能力，从抗干扰技术到应用场景拓展，我国正逐步构建起差异化竞争优势。 首先，我国航空航天通信网络覆盖能力不断增强、通信速率显著提升、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逐渐从“补充角色”迈向“主力支撑”，在应急通信、远洋航行、极地科考、航空运输及国防安全等多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卫星通信速率的突破，是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邓中亮表示，我国已实现X频段单通道每秒2100兆比特（2.1Gbps）的通信码速率，这一指标为高清视频传输、工业物联网海量数据交互等场景提供了“高速通道”。而高通量卫星（HTS）的应用，更让我国卫星通信容量实现“量级跃升”——中星26号作为我国首颗超百Gbps容量高通量卫星，可同时为远洋航行、航空宽带、偏远地区提供高速接入服务；亚太6D通信卫星采用Ku/Ka双频段传输，单波束容量达1Gbps以上，能满足用户话音、数据通信的高质量需求。 星座部署的推进，则让“全球覆盖”从蓝图变为现实。中国电信研究院战略所战略中心总监孙洁向中国工业报介绍，以“天通一号”为代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已实现手机直连卫星能力，显著提升偏远区域、海洋和灾害现场的通信覆盖能力；“鸿雁星座”“虹云工程”“GW星座”“银河Galaxy”等卫星通信系统陆续部署，带动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稳步推进。此外，中国联通近期也成功发射“联通星系”四颗低轨卫星。 其次，地面与空中平台协同逐步成熟，充分发挥地面大网优势弥补组网星数量不足的劣势，打破“空”与“地”的网络壁垒。 空天地一体化的核心，在于“融合”而非“拼接”。我国已开展“卫星+5G+互联网”融合探索，利用卫星弥补偏远地区网络盲点。在这个网络中，不同的通信技术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比如，在偏远地区，地面通信网络覆盖不足，卫星通信就可以发挥其广覆盖的优势，为当地居民提供通信服务；在城市中，地面5G网络提供高速的通信服务，而当出现突发事件导致地面网络中断时，空中的无人机通信和卫星通信可以迅速填补空白，保障通信的畅通。这种融合不仅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拓展了通信的应用场景，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更多便利。 我国早在多年前就论证了“5G上天”的可行性，通过解决天地信道差异、协议兼容等重大工程难题，为5G与卫星网络的融合奠定基础。北京联通则更进一步，近期完成国内首个低轨星座车载通信外场试验，验证了“终端-卫星-平台”全链路双向通信，并联合产业伙伴完成全球首个5G NTN（非地面网络）低轨卫星在轨外场试验，这意味着未来手机无需特殊改装，即可通过卫星接入5G网络。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协同能力已展现出巨大价值。在浙江舟山嵊泗列岛，中国电信通过“地面基站+卫星回传”的模式，将海上渔场的通信覆盖延伸至15公里范围，渔民可实时传输水质数据、高清渔情视频，彻底告别“海上信息孤岛”；在工业场景中，中国联通依托天地一体化云原生架构，实现工厂机器人的协同操作与数字孪生实时仿真，数据延迟降低30%以上，为智能制造提供“低时延、高可靠”的网络保障。 最后，我国在扩频跳频、波形优化、天线重构等技术领域的突破，已显著提升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抗扰韧性”。 无论是国防应用还是应急救援，通信网络的抗干扰能力都是“生命线”。中国电信主导的“6G双星协同与多波束抗干扰试验”，成功实现“大多普勒频移+复杂电磁干扰”环境下的可靠通信，甚至能支持8K高画质视频的稳定播放——这意味着在战时电子对抗、灾害现场强电磁干扰等场景中，通信网络仍能保持畅通。北京联通通过“智能超表面”等新技术，让卫星终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通信可靠性提升40%，为无人设备群控、应急指挥提供“安全屏障”。 多维突破，“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技术指标上，更在于其能否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单点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当前，我国在技术商业化、产业链协同、6G融合三大维度齐头并进，推动产业进入“爆发前夜”。 “2025年是卫星互联网商业化元年。”孙洁的判断，得到行业数据的支撑。随着手机直连卫星技术的突破，卫星通信正从“专业设备专属”走向“寻常百姓家”——中国电信联合华为率先推出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服务，华为Mate60Pro、麦芒40等机型已支持卫星通话与短信收发，地质勘探人员、远洋船员、应急救援队员在无地面信号区域，可通过手机直接呼救、传输数据。 这一突破不仅拓展了消费级市场，更激活了行业应用潜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我国天基网络已提供应急通信、传感器数据采集服务：在非洲偏远地区，卫星通信支撑当地医疗设备的远程诊断；在东南亚灾害现场，卫星便携站快速搭建临时通信枢纽，保障救援指挥。据工信部预测，2026年，我国卫星通信终端出货量将突破1000万台，市场规模达450亿元，未来，“天地一体”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级别。 空天地一体化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需“国家队”引领与民营企业创新协同，我国已形成“国家队主导、民企参与、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链生态。 “国家队”层面，中国星网作为低轨卫星互联网“主力军”，主导GW星座的规划与建设；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则负责地面网络与卫星的融合运营，搭建“天地一体”的服务体系。民营企业则在卫星制造、终端研发、应用场景开发等领域发挥“创新尖兵”作用——华为、中兴等企业攻克手机直连卫星芯片技术，将终端成本降低30%；民营火箭公司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持续突破，为低成本发射奠定基础。 这种协同模式已结出硕果。中国电信与华为、中兴共建“大科创装置”，加速芯片、终端、网络设备的全链条验证；中国联通联合产业链伙伴发射“联通星系”四颗低轨卫星，首次实现载荷可重构与波束灵活配置技术，显著提升卫星的自适应能力。邓中亮指出：“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卫星平台、星载通信、火箭发射、终端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多个卫星工厂正在建设，为星座规模化部署提供保障。” “空天地一体化是6G的核心基础技术之一，没有天地融合，就没有真正的6G。”邓中亮的观点，代表了行业共识。6G不仅要求“全球无缝覆盖”，更需具备“通感算一体化”能力——即通信、导航、感知、计算的深度融合，而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物理底座”。 我国在6G与空天地融合领域已抢占先机。邓中亮团队早在2017年就完成基于天通01星的在轨信道测量，主导开发全球通信体制链路仿真平台，为6G卫星通信标准制定提供支撑；截至目前，该团队已向3GPP、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提交标准提案50余份，推动中国方案成为全球标准。 中国电信的实践则更具前瞻性，其提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演进路径”，以3GPP NTN标准为基础，构建“卫星+地面+低空”的全域覆盖体系。目前，中国电信主导的IoT NTN运营级商业试用网络，已实现电力监控、无人机飞控等“陆海空天”全场景应用，可支持千万级物联用户接入，为6G时代的海量连接积累经验。 北京联通也在6G星地融合架构上发力，其探索的“统一空口”技术，有望实现地面5G/6G与卫星网络的“无缝切换”——未来用户从城市进入偏远地区，手机将自动从地面基站切换至卫星信号，无需手动操作，真正实现“永远在线”。 直面三大痛点，探索规模化落地路径 尽管我国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发展势头迅猛，但从“试点应用”到“规模化落地”，仍需跨越技术、成本、标准三大“鸿沟”。行业专家与企业负责人均表示，唯有直面痛点、协同破局，才能推动产业真正“起飞”。 “当前最大的技术短板，在于星间高速传输与通感算一体化。”邓中亮直言。目前，我国低轨卫星之间的通信多依赖地面中继，星间直接链路的速率与稳定性不足，难以支撑“卫星组网后自主运行”；而通感算一体化技术——即卫星同时实现通信、导航、感知、计算功能，仍处于实验室阶段，无法满足6G时代的需求。 孙洁也指出，我国卫星的“星上处理能力”有限，大部分数据需传回地面处理，导致延迟增加、带宽占用；同时，天地一体化网络的“跨网络协同管理”复杂度高，地面5G、卫星、无人机网络的资源调度难以统一，影响服务质量。 针对这些痛点，企业已展开攻关：中国电信正在研发“星上智能处理芯片”，计划将部分数据处理任务转移至卫星，降低地面依赖；北京联通则聚焦“星间激光链路”技术，目标实现卫星间每秒10Gbps以上的高速传输，提升组网效率。 “没有低成本，就没有规模化。”石玉龙的话道出行业核心诉求。当前，卫星制造、火箭发射、终端设备的高成本，仍是制约产业普及的关键。以卫星发射为例，我国单次火箭发射成本约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5-2倍；卫星终端价格虽有下降，但仍高于普通地面通信设备。 为破解成本难题，企业各显其能。中国电信2024年成立天通卫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通过规模化采购与技术优化，推动卫星终端价格年均下降20%；北京联通则自主研发“多模芯片”，将卫星终端的生产成本降低30%，同时，探索“基站共建共享”模式，减少地面配套设施投入；民营卫星企业则借鉴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化生产经验，建设卫星总装车间，目标实现“年产1000颗卫星”的能力，摊薄单星制造成本。 “当前，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协议、接口不统一，就像‘两条轨道上的火车’，无法高效联运。”孙洁表示，标准不统一导致设备兼容性差、运营成本高，阻碍规模化应用。 对此，我国正积极推动标准制定。邓中亮团队主导的“卫星互联网通信体制”已纳入行业标准论证；北京联通深度参与3GPP NTN标准制定，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5G/6G在空口、网元层面的融合；工信部则计划在2026年前出台“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标准体系”，统一终端、接口、协议等关键要素。 空天地一体化，撑起“数字中国”新脊梁 在全球空天地一体化通信竞争中，以SpaceX星链（Starlink）为代表的国际项目已形成先发优势——截至2025年，星链已部署超6000颗在轨卫星，服务全球超2000万用户。面对国际竞争，我国需清晰认知自身优势，找准差异化突破路径。 技术层面，重点突破“星间激光链路”“轻量化相控阵天线”“核心芯片自主化”三大方向——星间激光链路可提升卫星组网效率，轻量化天线能降低终端体积与成本，核心芯片则保障产业链安全。 应用层面，聚焦“一带一路”应急通信、海洋物联网、无人设备远程控制等特色场景——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可依托天基网络提供应急通信服务，抢占国际市场；在海洋领域，通过“卫星+5G”覆盖远洋船舶，解决全球90%海洋区域的通信盲区问题。 邓中亮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国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建设的关键窗口期，能否实现从‘并跑’到‘领跑’，取决于产学研用的协同力度。”中国电信、北京联通等企业专家则表示，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商业化落地；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全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通信保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空天地一体化通信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国家竞争力的彰显。它将重塑国防通信格局，保障国家安全；它将打通“数字鸿沟”，让偏远地区共享数字红利；它将支撑智能制造、自动驾驶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升级。正如石玉龙所言：“未来的通信，没有‘天空’与‘地面’的界限，只有‘无缝连接’的服务。我国正以空天地一体化为笔，书写未来通信的中国篇章。”

中国工业报  吴辰光 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有望被叫停。 8月23日，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起草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为规则》），意在规范互联网平台的价格行为。 今年以来，京东、美团、阿里巴巴围绕着外卖业务大打补贴战。消费者、骑手、商家纷纷获利，但三大平台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利润代价。平台经济在推动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的同时，如何杜绝内卷式竞争已成当下的热门话题。 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将得到规范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平台经济领域涉及的经营者众多，其价格行为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受到广泛关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经营者价格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但在平台经济领域如何更好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实化监管要求，构建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引导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 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在征求有关部门、地方、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经济和法律领域专家、消费者、社会团体意见基础上，研究起草了《行为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显示，《行为规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的基本要求。规范平台经营者收费行为。提出保护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细化规定，特别是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采取限制流量、屏蔽店铺、下架商品或者服务等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 二是明确经营者价格标示要求。细化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明码标价的规定，明确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需要遵守的价格标示规范。要求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做好价格促销、补贴、差别定价、动态定价、竞价排名等规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规范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围绕维护价格竞争秩序、明确价格诚信要求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监管要求，为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提供指引，引导经营者有序竞争、公平竞争。 四是构建协同共治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加强政府部门协同，形成监管合力；指导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引导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平台经营者健全内部合规管理制度，构建良好平台生态。 此次三部门的出手，无疑让人联想到今年以来京东、美团、阿里巴巴之间的新外卖大战，尤其三大平台在二季度纷纷加大补贴力度后，战火愈演愈烈的同时，行业反内卷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当前外卖行业竞争激烈，特别是在三大平台补贴总和多达数百亿元的驱动下，市场烧钱竞争严重，扰乱价格体系，对商家和行业造成压力。虽然三大平台均主张理性竞争，强调反内卷，但难免陷入补贴战的恶性循环。这不仅对企业现金流和净利润造成巨大挑战，也影响外卖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政府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防止恶性价格战和资源浪费，保护消费者和商家权益，推动外卖行业逐步从“补贴驱动”向“品质与效率驱动”转型，促进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艾媒咨询CEO张毅对中国工业报表示，虽然此次是征求意见，但相信未来在相关部门的协调、监管下，会对平台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短期看，平台会投入资源重构消费系统，逐步完善算法备案和内部的合规管理。合规成本的上升，会影响平台的利润，尤其是中小平台的运营成本压力会显著增加。但长期看，相关政策会对平台高成本营销、强制商家让利等行为形成终结，从而打破平台通过烧钱补贴的方式达成市场垄断地位的模式，还可以推动平台经济从流量内卷转向服务竞争，寻找新的利润点，并保护中小商家的经商环境，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 补贴大战让大厂也“折腰” 不可否认，外卖大战带动了京东、美团、阿里巴巴在营收和订单量等方面的增长，但也吞噬了三家的净利润。 日前，三大平台相继发布了今年二季度财报。其中，京东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62亿元，同比下降50.79%，自2022年一季度以来，再次同比下降。京东将外卖业务划分在新业务板块中，该板块收入138.52亿元，同比增长198.8%；但经营亏损147.77亿元，同比扩大202.6%；经营利润率为-106.7%，2024年同期为-15%。在京东的主营业务板块中，新业务板块也是唯一出现经营亏损的板块。 京东在财报中表示，未来将按照长期战略规划，持续布局新增长领域，以合理的节奏推进包括外卖等新业务的战略落地。 二季度，美团经调整净利润14.93亿元，同比下降89%；美团在财报中指出，由于外卖行业竞争激烈，美团核心本地商业板块经营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52亿元下降至37亿元，同比下降75.6%。 对于如何看待下半年的外卖竞争以及对净利润有何预期？中国工业报就此问题询问美团，但截至发稿，未获答复。 据阿里巴巴发布的截至今年6月底的季度报（2026财年一季度）显示，经营利润349.88亿元，同比下降3%，这是由于经调整EBITA（一项非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的减少所致，经调整EBITA为388.44亿元，同比下降14%，主要是对淘宝闪购等投入。该季度，阿里巴巴非公认会计准则净利润335.1亿元，同比下降18%。 8月29日晚，在阿里巴巴季度财报电话会上，阿里巴巴中国电商事业群CEO蒋凡首次详细透露淘宝闪购上线四个月来的相关成绩单，在订单规模、用户和商户供给、运力规模上，均超出预期。目前，淘宝闪购日订单峰值达到1.2亿单，8月的周日均订单量达到8000万单；月度交易买家数达3亿户，相比4月增长200%；日均活跃骑手规模已超200万人，相比4月增长3倍。 蒋凡指出，淘宝闪购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用户规模和心智，目前已超预期。长期看，随着订单密度变大，物流成本和线下商户运营都会有很大的优化和改善空间。规模是决定效率的第一因素，在新的规模下，淘宝闪购有信心长期在效率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不会单独看外卖业务的盈利情况，考虑到电商综合收益，公司认为可以在长期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前提下，淘宝闪购能对平台整体产生正向经济收益。 今年2月，随着京东上线外卖业务，将美团和阿里巴巴卷进了新的外卖大战中。进入二季度，战火升级。4月，京东针对外卖业务推出百亿补贴。4月底，阿里巴巴升级淘宝闪购，并携手饿了么组团参战，同时，饿了么推出超百亿补贴。7月2日，淘宝闪购宣布，将在未来12个月内发放500亿元平台补贴。7月8日，京东外卖启动“双百计划”，将投入超百亿元扶持更多品类标杆品牌销量破百万。美团虽然没有直接透露过补贴力度，但从美团APP上可以看到多种价格的外卖神券、满减券。随着三大平台的竞争升级，甚至一度出现了“0元购”等促销活动。 海豚社创始人李成东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实际上，外卖大战在6月和7月才算进入一个高潮。相关监管要求是平台不能强制要求商家参与补贴，这意味着平台在进行接下来的补贴竞争中要自己付出更多。而四季度又会有“双十一”促销，所以三大平台在下半年对外卖业务的补贴投入也许会更多。这么看，三大平台的三季度和四季度财报未必比二季度好。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也认为，下半年，三大平台在外卖业务上还会继续发力。他告诉中国工业报，在不同的策略下，进行差异化的补贴策略。京东会加大餐饮自营业务和全职骑手的招募；美团会加大到店和即时零售业务；淘宝会进一步整合电商、外卖和本地生活服务的到店业务，形成大消费平台。 反内卷竞争还需企业自律 今年5月和7月，市场监管总局两次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要求公平有序竞争。期间，三大平台也纷纷表态，反对内卷式竞争，维护市场环境。 可喜之处是，骑手基本权益得到了保障。据京东官微显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京东全职骑手规模已突破15万人，公司已为所有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且承担所有费用，每人每月平均缴纳约2000元。对于全职骑手，京东称要坚持做到3个100%，即100%签订劳动合同、100%交齐五险一金、100%正式员工福利。 美团在财报中指出，自今年7月1日起，已将职业伤害保障拓展至17个省市的所有骑手。今年4月，美团在南通和泉州启动了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逐步推广至全国。此外，美团还为骑手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包括夏季高温补贴及物资等，并扩大了大病关怀基金的覆盖范围，还将兼职众包骑手的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范围。 8月25日，饿了么与淘宝闪购联合发文称，对城市骑士社保补贴范围将扩展至全国，将为全国骑士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贴比例最高至100%。计划今年10月社保补贴首批城市落实，年底前将覆盖全国。 商家方面，据京东财报显示，“618”期间，京东入驻品质商家超150万家，外卖业务日单量突破2500万单。 饿了么与淘宝闪购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立秋当天，有超过30万家餐饮夫妻小店在淘宝闪购成交破峰；茶饮品类商家新客增长225%。7月，1089家非餐商家月成交额破10万元，395个非餐品牌月成交额突破100万元。 美团官微显示，今年7月，旗下团购版外卖产品——拼好饭启动“万家品牌”计划，目前，入驻的餐饮品牌已超过5000个，日订单量峰值超过3500万单。8月，美团启动中小商户发展扶持计划，预计到今年年底，美团助力金将新增覆盖超10万家餐饮小店，单店助力金最高5万元。 李成东认为，补贴大战能巩固消费者点外卖的习惯，增加服务业收入，增加骑手的就业机会。但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商家线下消费受到了影响。很多商家尤其最大的利润来源还是线下，尤其是餐饮店的堂食，在“外卖长堂食消”的情况下，餐饮店的经营状况未必能有多大好转，更何况此前的补贴大战中商家也在跟着补贴。此次监管要求平台不能强制商家参与补贴，有一定的约束力，但想要真正规范市场环境，更多还在于平台的自律。如果平台陷入恶性竞争，相关监管政策也将成一纸空谈，毕竟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明确禁止互联网平台的促销活动。 张毅也指出，反内卷既需要政府协调、监管，也需要行业自律，上下形成合力。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平台应该改变经营理念，应从流量收割转为生态服务、科技向善的企业理念。互联网行业、资本市场也要有耐心的培育企业成长。过去，不正当竞争会导致企业缺乏创新，降低服务质量，资源错配，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今，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大厂应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合规经营、安全生产，还是产品品质、服务质量等方面，均要切实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同时，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绿色低碳等方面多做贡献。此外，在促进就业、公益事业上也要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最终助推消费大环境的复苏与持续增长。